太史公自序
自司马氏去周适晋，分散，或在卫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卫者，相中山。在赵者，以传剑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名错，与张仪争论，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错孙靳，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，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，葬于华池。靳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，当始皇之时。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。诸侯之相王，王卬于殷。汉之伐楚，卬归汉，以其地为河内郡。昌生无泽，无泽为汉巿长。无泽生喜，喜为五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喜生谈，谈为太史公。
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。太史公仕于建元、元封之间，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，乃论六家之要指曰：
易大传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涂。”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尝窃观阴阳之术，大祥而众忌讳，使人拘而多所畏；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；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易也。墨者俭而难遵，是以其事不可遍循；然其彊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家严而少恩；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；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赡足万物。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。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，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随。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健羡绌聪明，释此而任术。夫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。形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
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未必然也，故曰“使人拘而多畏”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，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，故曰“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”。
夫儒者以六艺为法。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“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
墨者亦尚尧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：“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刮。食土簋，啜土刑，粝粱之食，藜藿之羹。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”其送死，桐棺三寸，举音不尽其哀。教丧礼，必以此为万民之率。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世异时移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“俭而难遵”。要曰彊本节用，则人给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家弗能废也。
法家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长用也，故曰“严而少恩”。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
名家苛察缴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决于名而失人情，故曰“使人俭而善失真”。若夫控名责实，参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无成势，无常形，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；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“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纲”也。群臣并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，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。窾言不听，奸乃不生，贤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。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光耀天下，复反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托者形也。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，形神离则死。死者不可复生，离者不可复反，故圣人重之。由是观之，神者生之本也，形者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形，而曰“我有以治天下”，何由哉？
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。有子曰迁。
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闚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；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峄；戹困鄱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还报命。
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且卒。而子迁适使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间。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：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，典天官事。后世中衰，绝于予乎？汝复为太史，则续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；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且夫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称诵周公，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，宣周邵之风，达太王王季之思虑，爰及公刘，以尊后稷也。幽厉之后，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脩旧起废，论诗书，作春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”迁俯首流涕曰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。”
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，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。五年而当太初元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始改，建于明堂，诸神受纪。
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
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建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！”退而深惟曰：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维我汉继五帝末流，接三代业。周道废，秦拨去古文，焚灭诗书，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。於是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进，诗书往往间出矣。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，而贾生、晁错明申、商，公孙弘以儒显，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。曰：“於戏！余维先人尝掌斯事，显於唐虞，至于周，复典之，故司马氏世主天官。至於余乎，钦念哉！钦念哉！”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十二本纪，既科条之矣。并时异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。礼乐损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际，承敝通变，作八书。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扶义俶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於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太史公书。序略，以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，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俟後世圣人君子。第七十。
太史公曰：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，百三十篇。
译文
从前颛顼帝时，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，北正黎掌管地理。唐尧、虞舜之际，又让重、黎的后代继续掌管这件事，一直到夏、商时期，所以，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。周朝时候，程伯休甫是他们的后代。到周宣王时，程伯休甫失去了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，而做了司马氏。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的历史。周惠王、襄王的时候，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。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，司马氏也迁居到少梁。
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到晋国后，族人分散各地，有的在卫国，有的在赵国，有的在秦国。在卫国的，做了中山国的相。在赵国的，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，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。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，曾与张仪发生争论，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，攻取后，就驻守在那里。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，侍奉武安君白起。后来少梁改名为夏阳。司马靳和武安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国军队，回来后，两人一同被赐死在杜邮，埋葬在华池。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，做了秦国的主铁官，在秦始皇的时候。蒯聩的玄孙司马昂，做了武信君的将领并率兵巡行朝歌。诸侯互相称王时，司马昂在殷地称王。汉王刘邦攻打楚国时，司马昂归降了汉王，汉王把司马昂的封地设为河内郡。司马昌生司马无泽，司马无泽做了汉朝的市长。司马无泽生司马喜，司马喜是五大夫，死后，都埋葬在高门。司马喜生司马谈，司马谈做了太史公。
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，向杨何学习《易经》，向黄子学习道家理论。太史公在建元、元封年间任职，他怜悯学者们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，于是论述六家的要旨说：
《易大传》说：“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，但人们的思考方式却有百种；最终的目标是相同的，但所走的道路却各不相同。”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道家，这些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学派，只是他们所遵循的学说不同，有考虑周到和不周到的区别。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学说，它崇尚祥瑞而忌讳众多，使人受到束缚且多所畏惧；然而它按四季运行的顺序排列时令，是不可丢弃的。儒家学说广博但缺少要领，费力却功效不大，因此儒家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；然而它规定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，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，是不可改变的。墨家节俭却难以遵循，因此墨家的主张不能全部采用；然而它强调加强本业、节约用度，是不可废弃的。法家主张严厉而缺少恩惠；然而它确定君臣上下的名分，是不可更改的。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；然而它考察名与实的关系，是不可不认真察考的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行动合乎无形之道，使万物得到充足的供养。道家的学说，依据阴阳家所遵循的自然规律，采纳儒家和墨家的长处，撮取名家和法家的要点，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，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，树立良好的风俗，应用于人事，没有不合适的，意旨简约而容易掌握，做事少而功效多。儒家则不是这样。儒家认为人君是天下人的表率，君主倡导而臣子应和，君主先行而臣子跟随。这样一来，君主劳累而臣子安逸。至于大道的要旨，是舍弃刚强与贪欲，除去聪明巧智，放弃这些而用智术治国。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，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。身体和精神都不安定，却想要与天地长久，这是从未听说过的。
阴阳家认为，春夏秋冬、八个方位、十二个度数、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和禁令，顺应它的就昌盛，违背它的不是死就是亡，这未必是正确的，所以说“使人受到束缚且多所畏惧”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这是天道的重要规律，如果不顺应就无法作为天下的纲纪，所以说“按四季运行的顺序排列时令，是不可丢弃的”。
儒家以六经为法则。六经的经传文章数以千万计，几代人都不能通晓其学问，一辈子也不能探究其礼仪，所以说“广博但缺少要领，费力却功效不大”。至于规定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，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，即使是百家也不能更改。
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，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：“殿堂只有三尺高，堂前的台阶只有三级，茅草屋顶不修剪，柞木椽子不砍削。吃的是土簋里装的粗饭，喝的是土钵里装的菜汤，吃的是粗米，喝的是野菜汤。夏天穿葛布衣，冬天穿鹿皮裘。”他们送死时，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，送葬时也不尽其悲哀之情。他们用这种丧礼作为万民的表率。如果天下都像这样，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。社会在变化，时代在发展，事业也不一定相同，所以说“节俭却难以遵循”。但要说加强本业、节约用度，那是使百姓富足的办法。这是墨子的长处，即使是百家也不能废弃。
法家不区分亲疏，不区分贵贱，一律依据法律来决断，这样一来，亲近亲属、尊重长辈的恩情就断绝了。这种主张可以在一时实行，但不能长久采用，所以说“严厉而缺少恩惠”。但要说使君主尊贵、臣子卑下，明确上下的名分，不能相互逾越，即使是百家也不能更改。
名家过分细密琐碎，使人受约束而不能返回原意，专注于概念而失去人情，所以说“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”。但要说考察名与实的关系，相互参照而不失误，这是不可不认真察考的。
道家主张无为，又说无不为，其实质容易实行，其言辞难以理解。道家的学说以虚无为本，以顺应自然为用。没有固定的形势，没有固定的形态，所以能探究万物的情状。不先于万物而行动，也不落后于万物，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。有法而不刻意依法行事，有度而不刻意遵循度，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来决定。所以说“圣人不会僵化，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。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，顺应自然是国君的纲领”。群臣都能各尽其能，使自己的才能得以展现。那些名实相符的被称为端正，名实不符的被称为空洞。不听空洞的言论，奸邪就不会产生，贤能和不贤能的人自然就会区分出来，是非黑白也就清楚了。在于如何运用罢了，什么事情办不成呢？这样就能符合大道，混沌而又深沉。光辉照耀天下，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。凡是人，生命是由精神产生的，身体是生命的寄托。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，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，身体和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。死了的人不能再复活，分离的人不能再复合，所以圣人重视这些。由此看来，精神是生命的根本，身体是生命的器具。不先确定精神和身体，却说“我有办法治理天下”，这是从何谈起呢？
太史公掌管天文，不管理民事。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。
司马迁出生在龙门，在黄河以北、龙门山以南的地方耕种畜牧。十岁时就诵读古文。二十岁时向南游历长江、淮河一带，登上会稽山，探寻禹穴，窥察九疑山，在沅水、湘水中泛舟；向北渡过汶水、泗水，在齐、鲁的都市里讲学，考察孔子的遗风，在邹县、峄山参加乡射之礼；在鄱县、薛县、彭城一带遭受困厄，经过梁地、楚地后回到家乡。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，奉命出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向南巡视邛、笮、昆明等地，回来后向朝廷复命。
这一年，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，而太史公滞留在周南，不能参与其事，因此心中愤懑，将要死去。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出使归来，在黄河、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。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：“我是周朝的太史。从上古时代就曾显扬功名于虞舜、夏禹时期，掌管天文之事。后代中衰微，到我这里将要断绝了吗？你如果再做太史，就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吧。如今天子继承了千年以来的大统，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，而我却不能随行，这是命运啊，命运啊！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做太史；做了太史，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。况且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，中间是侍奉君主，最终是立身扬名。在后世扬名，来显耀父母，这是孝道中最大的。天下人称赞周公，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功德，宣扬周成王、周公旦的风尚，表达太王、王季的思虑，推及公刘，来尊崇后稷。周幽王、周厉王以后，王道衰败，礼乐衰废，孔子修复旧有的典籍，振兴被废弃的礼乐，论述《诗》《书》，撰写《春秋》，学者们到现在还以他为准则。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，诸侯相互兼并，史书被丢弃失散。如今汉朝兴起，天下统一，明主贤君、忠臣义士，我作为太史却不能加以论载，废弃了天下的史文，我十分担忧啊，你可要记住啊！”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说：“儿子虽然不聪明，请让我详细论述先人所整理的旧闻，不敢有所缺漏。”
太史公死后三年，司马迁做了太史令，整理石室金匮收藏的书籍。五年后，正当太初元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历法开始改变，在明堂举行了改历的仪式，诸神都受到了祭祀。
太史公说：“先人曾说：‘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。孔子去世后到现在五百年，有能继承清明盛世，订正《易传》，继承《春秋》，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为本的人吗？’这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！就在这里吧！我怎么敢推辞呢！”
上大夫壶遂说：“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说：“我听董生说：‘周朝的王道衰败废弛，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，诸侯嫉妒他，大夫阻挠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，主张不能施行，于是评论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，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，贬斥天子，斥责诸侯，声讨大夫，来达成王道罢了。’孔子说：‘我想把自己的主张用空洞的言论记载下来，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得深刻、明显。’《春秋》，对上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，对下辨别人事的准则，分辨嫌疑，判明是非，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，褒善贬恶，推崇贤人，鄙视不肖之人，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，延续已断绝的世系，补救弊端，振兴衰废，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《易》阐述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所以擅长于变化；《礼》规范人伦关系，所以擅长于行为规范；《书》记载先王的事迹，所以擅长于政事；《诗》记载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所以擅长于风俗；《乐》是使人快乐的，所以擅长于和谐；《春秋》辨明是非，所以擅长于治理人民。因此，《礼》用来节制人的行为，《乐》用来发扬和谐的精神，《书》用来指导政事，《诗》用来表达心意，《易》用来阐明变化，《春秋》用来阐明道义。把乱世扭转到正道上来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合适的了。《春秋》的文字几万，它的意旨几千条。万物的分散聚合都在《春秋》之中。《春秋》中，记载弑君的有三十六起，亡国的有五十二个，诸侯逃亡失去国家政权的数不胜数。考察它们的原因，都是因为失去了根本啊。所以《易》上说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’。所以说‘臣子杀死君主，儿子杀死父亲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，而是逐渐发展形成的’。因此，做国君的不能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面前有进谗言的人却看不见，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。做臣子的不能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处理常规的事情却不知道恰当的方法，遇到意外的事情却不知道变通的办法。做国君、父亲的如果不通晓《春秋》的要义，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。做臣子、儿子的如果不通晓《春秋》的要义，一定会陷入篡位弑父的诛杀，背上死罪的名声。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善事，却因为不了解《春秋》的要义，被人加上空洞的罪名却不敢推卸。如果不通晓礼义的要旨，就会出现国君不像国君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的情况。国君不像国君，就会被侵犯；臣子不像臣子，就会被诛杀；父亲不像父亲，就是无道；儿子不像儿子，就是不孝。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。所以《春秋》，是礼义的根本。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加以防范，法是在坏事发生之后加以惩处；法的作用容易被人看到，而礼的防范作用却难以被人了解。”
壶遂说：“孔子的时代，上没有圣明的君主，下不被任用，所以创作《春秋》，留下空洞的文辞来判断礼义，作为一代圣王的法则。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天子，下能尽职守，万事都已具备，都各自按适当的顺序进行，您所论述的，想要阐明什么呢？”
太史公说：“嗯，嗯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听先人说：‘伏羲极其纯真厚道，创作了《易》的八卦。唐尧、虞舜的盛世，《尚书》记载了下来，礼乐也制作了出来。商汤、周武王的兴隆，诗人加以歌颂。《春秋》褒扬善良，贬斥邪恶，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德政，赞扬周王室，不只是讽刺讥评而已。’汉朝兴起以来，到了当今的天子，获得了吉祥的征兆，举行了封禅典礼，修改了历法，更换了服色，承受天命，恩泽无边，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，通过重重翻译来入朝进献，请求拜见的人多得数不清。臣子百官极力称颂天子的圣德，还是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。况且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，是国君的耻辱；圣明的君主的德行不能广泛传扬，是官吏的过错。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这个官职，如果废弃天子的圣明盛德而不加以记载，埋没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加以记述，违背先父的遗言，那罪过就太大了。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，整理那些世代相传的史料，并不是所谓的创作，而您把它比作《春秋》，是错误的。”
于是整理编写这些文章。七年之后，太史公遭受李陵之祸，被囚禁在监狱里。于是他感慨地叹息说：“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这是我的罪过啊！我的身体已经残废，没有用了！”退一步深思说：“《诗》《书》含义隐晦，是作者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。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，推演了《周易》；孔子在陈国、蔡国受到困厄，写作了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创作了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双目失明，撰写了《国语》；孙子被砍去双脚，论述了兵法；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，世上流传着《吕览》；韩非被囚禁在秦国，创作了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创作的。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郁结，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所以叙述过去的事情，思考未来的发展。”于是最终记述了从唐尧以来，到汉武帝猎获麒麟为止，从黄帝开始的历史。
我们汉朝继承了五帝的遗风，接续了三代的事业。周朝的王道衰废，秦朝废弃了古代的典籍，焚毁了《诗》《书》，所以明堂、石室、金匮、玉版等处的图书典籍散失错乱。在这时汉朝兴起，萧何编订法律，韩信申明军法，张苍制定历法和度量衡标准，叔孙通制定礼仪，于是文学之士逐渐进步，《诗》《书》不断地在各地出现。自从曹参推荐盖公，主张黄老学说，而贾谊、晁错通晓申不害、商鞅的法家学说，公孙弘因儒家学说而显贵，在这一百年之间，天下遗留的文献和古代的事迹没有不汇集到太史公这里的。太史公仍然父子相继，继承祖业。他说：“哎呀！我祖先曾经掌管这件事，在唐尧、虞舜时代就很显扬，一直到周朝，又掌管这件事，所以司马氏世代主管天文。到了我这里，要恭敬地思考啊！要恭敬地思考啊！”广泛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，考察帝王兴起的事迹，从开始到结束进行探究，看到兴盛和衰亡，根据事实进行论述和考证，简略地推究夏、商、周三代，详细地记录秦朝、汉朝的历史，上记轩辕，下到当今，撰写了十二本纪，已经按类别条理清楚了。同一时代的事件分别列在不同的地方，年代的先后不一致，编写了十表。律历的改变，兵权的兴废，山川的祭祀，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关系，承受时势的变化，创作了八书。二十八星宿环绕着北极星，三十根车辐共同支撑一个车毂，运行无穷，辅佐帝王的大臣与它们相配，忠诚守信地行道，来侍奉主上，创作了三十世家。扶持正义，豪爽洒脱，不让自己失去时机，在天下建立功名，创作了七十列传。总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称为《太史公书》。作序略，用来弥补遗漏，修正错误，成就一家之言，协调六经的不同解释，整理百家的杂乱言论，收藏在名山，副本留在京城，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。第七十。
太史公说：我叙述从黄帝以来到太初年间的历史而结束，共一百三十篇。
注释
- 颛顼（zhuān xū）
-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
- 南正重（nán zhèng chóng）
- 古代官名
- 北正黎（běi zhèng lí）
- 古代官名
- 绍（shào）
- 继承
- 愍（mǐn）
- 怜悯，哀怜
- 窾（kuǎn）
- 空，不实
- 缧绁（léi xiè）
- 捆绑犯人的绳索，借指监狱
赏析
这篇文章内容丰富，涵盖了司马氏家族的历史传承、作者对六家学说的评价、自己的著书经历以及对《春秋》等著作的看法等多个方面。
- 家族传承：文章详细叙述了司马氏家族的发展历程，展现了其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。
- 六家学说评价：对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，既指出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局限性，又体现了作者对不同学术思想的包容和理解。
- 著书经历与志向：讲述了自己继承父志，撰写史书的决心和过程，以及在遭受挫折后，仍坚持不懈地完成著作的精神。同时，通过对《春秋》等著作的探讨，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重视和对治理天下的思考。
- 文学价值：文章语言简练，论述严谨，逻辑清晰，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。
速览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古文观止代诗人司马迁的作品，主题为古文观止、记史、家族史、学术评。昔在颛顼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绍重黎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