纵囚论
或曰：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；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恩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，所以纵之乎?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?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。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?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视死如归，而存信义。此又不通之论也!
然则何为而可?曰：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。而又纵之，而又来，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。然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尔。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。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?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?是以尧、舜、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，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。
译文
信用和礼义在君子间施行，而刑罚诛戮施加于小人。刑罚达到处死的程度，便是罪大恶极，这又是小人中特别恶劣的。宁愿为正义而死，不苟且侥幸求生，并且视死如归，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能可贵的。在唐太宗贞观六年，审查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三百多人，放他们回家，约定他们自己回来接受死刑。这是用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，来期望小人中特别恶劣的人一定做到。那些囚犯到了期限，最终自己回来没有一个迟到的。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，而小人却轻易做到了。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吗？
有人说：罪大恶极，的确是小人；等到施加恩德来对待他们，可以使他们变成君子。大概恩德感化人的力量很深，改变人的速度很快，有这样的情况啊。我说：太宗做这件事，是为了追求这种名声啊。然而怎么知道释放他们回去，不是意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以期望得到赦免，所以才释放他们呢？又怎么知道那些被释放而离开的囚犯，不是意料到自己回来必定会获得赦免，所以才又回来呢？如果意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，这是君主窥探了臣下的心思；意料到自己必定会被赦免才回来，这是臣下窥探了君主的心思。我只看到君主和臣下互相窥探来成就这个名声，哪里有所谓的施加恩德和懂得信用礼义呢？不然的话，太宗对天下施加恩德，到这时已经六年了，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，而一天的恩德，就能使他们视死如归，并且保存信用礼义。这又是讲不通的论调啊！
既然这样，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？我说：释放他们回来，如果他们回来了，就杀了他们而不赦免。然后再释放一批囚犯，如果他们又回来了，那么就可以知道是恩德使他们这样的了。然而这必然是不会发生的事。如果释放他们回来就赦免他们，只可以偶尔做一次罢了。如果屡次这样做，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被处死。这可以成为天下的常规法律吗？不可以成为常规的，难道是圣人的法律吗？因此尧、舜、三王的治理，必定依据人情，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，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声誉。
注释
- 大辟（dà pì）
- 古五刑之一，是一种死刑。
- 冀（jì）
- 希望。
- 贼（zéi）
- 这里是揣测、窥察的意思。
赏析
从文学手法上看，本文采用了层层递进、正反论证的手法。文章开篇提出君子与小人在信义与刑戮方面的不同，为后文论述唐太宗纵囚之事做铺垫。在论述唐太宗纵囚一事时，先从正面假设这一事件体现了恩德感化的力量，然后从反面进行反驳，指出君主与囚犯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揣测心思的情况，这种正反论证使得观点更加鲜明，逻辑更加严密。在情感表达上，作者以一种理性、冷峻的态度进行分析，对唐太宗纵囚之举背后的动机提出质疑，表达了对违背人情常理、不合法治常规行为的批判。在意境营造方面，文章并没有营造诗意的意境，而是以严谨的论说构建起一种理性思考的氛围。主题思想上，强调治理国家要依据人情常理，遵循圣人之法，不应为了追求名声而违背法治原则，做出不合常理之事。
速览
《纵囚论》是古文观止代诗人欧阳修的作品，主题为古文观止、议论、批判、治国。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…